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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中国工程院院士、医院院长

历任首都医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副院长、院长，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医院副院长、呼吸中心主任。年2月始任原卫生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司主持工作副司长，推动国家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工作。年9月任医院院长。

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世界卫生组织控烟杰出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年，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部荣授院士。

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至今没有做出根本的设计和转型，基本上还是生物学模式。如果要对人文素养进行考核的话，可以问问我们的医生，读过几本小说，背过几首唐诗宋词，知不知道心理学的知识，有没有懂一点哲学，是否了解一点宗教。如果回答都是“不”的话，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在临床上运筹自如的医生，他在执业过程中就会有麻烦，因为你面对的是人。

作为医学最初始阶段的认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医学观。它认为疾病是鬼神附体，是对人的惩罚，因此，治疗疾病的方法，往往是拜神、逐鬼，求神保佑。

那它是不是完全没有效用呢？它至少有主观感受的效用，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作用，这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对慰藉患者及其亲友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祈求，病人可能感觉好些，但恐怕很难从疾病的机制上解决问题。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臆想的、暗示性的模式。有句话叫“医巫同源”，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

人们的认识并不止于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想去探求、揭示疾病的规律，想去认识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人患病。大自然有风、有水、有热、有冷等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作用于人体，使人体产生平衡或非平衡状态。其中，不平衡导致了疾病。中医的很多朴素的哲学思想实际上都源于《易经》。

有句话叫“不知易而难为医”。这里的“易”就是自然哲学的思辨方法，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揣测与探究。按此思维方法，中医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相生相克学说，讲究平衡与和谐，认为疾病源于内伤（七情六欲）和外邪（风、寒、暑、湿、燥、火）。这一模式注重定性的分析，而对量化概念（规定性、实验性）强调得很少。与生物学相比，中医与自然哲学靠得更近。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论在某个角度上是以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认识疾病规律的。

古代中医在实证的采集上似乎有难以把握的地方，于是以类同哲学的概念与思维方法来认识疾病规律，但每个人对概念的理解是有不同的。于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医是每个人一个师傅，而西医则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对于一个趋于哲学高度的法则，在面对具体患者和具体疾病的认识上，必然有其不确定性。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是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主观迈进。这种迈进代表了人类的思考，有其进步性。

从希波克拉底到文艺复兴，西方医学史上有胆汁说，强调身体自身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强调饮食、锻炼，并试图找出疾病的原因。但这些对病因的认识往往是与主观上的猜想、揣摩联系起来的，它并没有充分的实证材料的支持，因此它还是属于自然哲学的思辨方式。所以，在古代医学中，中医如此，西方医学也是如此。

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比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有所迈进了，但它仍有明显欠缺，比如在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上是相互分离的，缺乏互动，而其中联系常常是用思辨和揣摩的办法去解决。于是，它有其不确定性，在疗效的评价上，很难有相对整齐划一的评价，甲医生和乙医生在同一种病上的认识差别很大。

有浓厚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背景的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解决科学和哲学不分的问题，注意思维与实证的不同。中医在诊治中的相对不确定性，也助长了文人相轻或者各说各的情况，容易互相封闭，使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经验又失传掉了。但中医的总体观和辩证观是有其突出的优点的。正因为我们热爱祖国医学，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所长和所短，然后去发展它，使它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使它的劣势得到弥补。

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深入，以及探索研究手段进一步的强化，人类对疾病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客观材料采集的，是基于一种对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现象的分析和判断的，由此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叫做生物医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唯物主义的医学模式，是唯物主义在医学界确立之后所诞生的医学模式。细胞病理学说是标志生物医学模式诞生的代表性医学理论。它把人的疾病归因于细胞的病变，在病理上可以看到细胞的一系列变化并发现其与临床疾病的对应关系。此后的细菌学、药理学等都是以实验和事实为依据，从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来探寻病因、病机与防治方法，因此构成了一套有明确自然科学特点的医学体系，这个模式从生物学角度理解生命，应该说使人类迈进了一大步。它的理论比较完备，逻辑比较严密。

这种医学模式的诞生仅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就是这几百年间诞生了这么多学问，使得医学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成就巨大。比如说抗感染治疗、对疾病发病机制的分子水平的认识等。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成就，于是，传染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于是，可以从基因水平上认识到每个人和每个人易患性的不同——这个人可能是肝易损人群，那个人可能是肝不易损人群——这些都可以从基因上找到依据。这令我们感到骄傲。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让我们觉得人定胜天，觉得我们在技术上的进展甚至能够克服和解决一切困难。于是，唯科学和唯技术主义抬头，而人也就在这时候开始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了。有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人开始得意一笑的时候，上帝则开始微笑了，这种微笑是嘲讽的笑。要知道，现在很需要对科学正反两方面的意义给予反思。如今，各种怪病的产生、自然环境的恶化等，很多是技术被没有大智慧与足够道德水准、经常自以为是的人来掌握的时候显现出的巨大危害。

要知道，现代人已经掉进怪圈里了。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舒适与便利，一方面我们内心里又充满了危机与惶惑之感。人们现在的幸福感较李白、杜甫的时代是增加了吗？很难讲。现在坐飞机日行万里，可是你还有逢年过节坐着汽车、马车颠簸着回家去看俺爹俺娘时心里的那份感动吗？你还有李白、杜甫时期的田园牧歌式的人生感受和情调吗？还有唐诗宋词里的那番悲怆、幸福、激越吗？似乎少了很多。所以，人的主观上的幸福感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有很大提高。反而现代人精神疾患的发病率增高了，焦虑度增高了。

于是人类要反思，要有大智慧。“科学”不是至善的代名词，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人类的有害性必须被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中的医学对人类的影响尤其需要我们思考，因为它和我们的性命相关，和我们的幸福相关。所以，我们要反思。科学有没有缺陷？医学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是唯物主义的，但有机械唯物主义色彩，而机械唯物主义是有问题的。它主要针对疾病，而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