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刘大先的文章，围绕顾玉玲非虚构报道文学《回家》，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全球化时代文化模式/图景，即流动与迁徙，从中看出它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社会学文本的品质。《回家》一书，聚焦于从台湾地区返乡的越南移民劳工，从他们身上，看今天第三世界劳工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和蕴生的自发力量。而后者，恰是作者结合今天热议的“新工人”“新穷人”讨论，将思考向前推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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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我们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找一个文化模式的关键词，我想一定是流动与迁移。任何一种原生的固有文明传统，无论是曾经的东亚的乡土农耕还是中亚的草原游牧，乃至南太平洋与中非部落民的渔猎或者吉卜赛、萨冈流浪者与西欧的商人，在当下的语境中都面临着根本性的迁徙。这种迁徙已经明显区别于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本能、零星与自然状态，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统摄性社会语法，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所有人几乎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种流动的全球性当中。他们离开故园与重归乡土，或者再次离开，谱写着一曲新的归去来辞。

这种流动最直观的表现自然体现在人口的移民、身体的移动当中，少数的跨国精英和绝大多数面目模糊的大众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双重层面共同营造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穿透身份与阶级的桎梏、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的实践景观，其背后提供动力的是资本与商品的蔓延和科学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在它们的合力之下，人与物质的迁移行为进而渗透到政治模式、思想观念、消费意识和审美品位之中，形成了杂糅与混搭、交融与抵抗、同质化与乡愁式的多元想象的文化格局。

顾玉玲的《回家》是记录这种文化格局中一个生动案例的作品。与她之前的《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相似，这是一部非虚构的报道文学，只不过前者的主角是台湾地区的菲律宾移民劳工，《回家》则聚焦于从台湾地区返乡的越南移民劳工。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顾玉玲来往于中国台湾与越南之间，集中走访北越的北宁、广宁、太原、河南、河内、下龙湾等市镇县乡，也涉及南越的芽庄，以亲历的一个个具体劳工生命故事为单元，有机地将社会观察者的宏观视野与深度洞察、细腻的女性体验和共情理解，以及细致入微的人类学民族志般的深描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文质兼美又富含启发的文本。它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认识与娱乐功能的文本，而且带有教育意味和实践意义，有着明确的倡导性指归，从而摆脱了“文学”的狭隘格局，还成为一种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社会学文本。

顾玉玲著作：《回家》（左下）和《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右上）

北宁农村的巷弄让作者想起台湾眷村的无尽蜿蜒：“长巷深处，转入村子的主要道路，沿途不时可见新屋兴建，砂石、混凝土、红砖块、长木条、板模与绑铁，还有花布蒙面戴斗笠的工人劳作。老旧的黑瓦农舍间，参差竖立起改建或新修的楼房，三四层楼高的外墙普遍覆以粉黄、粉蓝、粉红、粉绿的水泥漆，颇有几分童话趣味。”二〇一五年我从中国广西东兴到越南的芒街市沿途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所看到的两国风景样貌何尝不是非常的相似，北仑河两岸“一衣带水”，中越底层乡民共处在相似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越南近现代以来屡遭战争，先后与法、美开战，但“昨日之战，已是永不复返的历史。现在，年轻的越南劳工到全世界打工，饱受奴役。资本与生产全球化的战争，不闻硝烟，不见血腥，但伤亡无数，看不到尽头”。全球的社会结构都变了，在河内这个处处可见西方观光客的城市，战争、革命、英雄、监狱这些过去时代的遗物，已经成为最大的观光卖点。从一九八六年开始，越南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逐渐从共产转向了资本，革命者也日益蜕化为统治者，金钱与权力结合衍生出权贵资本和官僚腐败，其窳败的速度与市场化的速度不相上下。“政府实行‘新合约制度’，采用土地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开垦自有土地，促进稻米产量，在一九八九年就实现了越南粮食自给自足。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是紧缩的社会保障，及追赶不及的物价上涨。农村的副业愈发蓬勃，人人都抢搭私有化列车掉下来的周边残渣，因为车上的位置早就被城里的人占满了。农村的穷，一天比一天明显。愈来愈多的农村父母，辛苦劳累兼副业只盼将孩子送进都市、脱离农村，在陌生变异的新社会里，寻找他们无从想象的发展活路。”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八年前，越南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被誉为亚洲经济“新小虎”，但在GDP的暗面是日益过时而衰落的农村经济与共同体。

这些北越劳工就是在越南经济腾飞的二十一世纪初流向台湾地区家政、看护和一些制造性夕阳产业的。“越南经改以来‘优城市、弱农村’的二元政策，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生活必需品贵了，肥料贵了，看病贵了，但农产品不值钱；工资要便宜，粮价不能高，米贱伤农，农村没有出路是国家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经验，台湾一点也不陌生。”这一切，在后发国家和地区都不陌生。农民要想翻身，不得不离开。大陆的劳工也是从九十年代形成内外部流动的浪潮，新世纪以来尤其在经济迅猛增长的背景下，向北美、亚洲邻国、非洲、拉丁美洲迁移。“追求更好的生活，驱动人们奋力向前，但个别条件的差异、整体结构的局限，总挡在前途难以翻越。资源有限的人，向远方启程时，总不免顾此失彼，无能稳赢不输。迁移，未必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只是挡住一时不再往下掉。未来不可知，明天一直来。”他们是些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所谓的“脆弱不安的生命”，“迁移，寻找更好的出路，是机会，也是冒险”。这是一种求生原欲式的移动，别无他途。这些移民劳工被迫进入到跨国资本体系之中，其公民权利与传统的国民身份脱钩，重新按照市场导向的个人竞争力进行再分配，很快陷入精致的治理技术和威权统治之中，在聘用、工作压榨、逃亡中，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沦落为一个阿甘本所说的丧失一切权利的生理意义上的“裸命”。他们一方面被吸纳进利伯维尔场制度之中，另一方面又被排斥在基本生命的权利之外。虽然“这些漂洋过海的行动者，大多盘算过利害，不是无目的的迁移，也不是被国际局势推拉的无自主意识的可怜虫，陷他们于弱势的，是压迫结构所构成的不利处境。在重重挤压中，迁移者即行动者，他们改变环境的勇气十足，但客观筹码何其有限，赌输者众。输了还是要前进，停滞只能沉沦，踩不到底”。这是没有回头路的旅程，家是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家园意义上的。

《越南移民：头顿的海滩》（SebastiaoSalgado，TheVietnameseMigration:theBeachofVungTau,，明胶银版印像）

那些劳工回家，家园却已不再。顾玉玲尤其有着性别自觉，她注目的女工，在海外可能遭受性侵、压榨、无故被扣减迟发工资，回到家后往往面临的是家庭破碎、丈夫出轨、子女亲情失落。熟人共同体在流动中趋于瓦解，最切身的是伦理格局和情感模式的变迁。知慕少艾的青年因为自知经济条件不够而压抑恋情，世俗化了的女人在感情中步步为营地算计，流落异乡同病相怜的男女暗生情愫，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情感在移动中发生变革，倒未必是被金权异化，而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情感过于奢侈——它原本在艰难人生中也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因为生活的重压而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有着全面变形的迹象，回到国内卖彩票的梁云，在台湾时曾经与来自屏东的泥水工阿义做了一段搭伙夫妻，儿子要结婚时回来，发现老公与女友同居。但她也没有选择离婚去找阿义，尽管对方有承诺。因为抚养亲情与现实需求怎么处理都理不清，索性搁置下来，维持现状。“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内在既是支离破碎，也是纠结网罗，看似凑合度日，也不是没有经济盘算。”在这种委曲求全中，未尝不是在冰冷现实中一种坚韧的守护。

最为冷峻的是，消费主义观念由远方被带回家乡。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被改变了，或者说单一化了——唯有经济上获得富足，具体体现为盖了华屋美宅，过上像欧美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才是“成功”的，这给人心带来的腐蚀性影响无以计量。事实上，这是一种隐形的殖民，不再像早期血与火的肮脏暴力，而是带着美好生活指标的诱惑，让人主动地投身其中的新殖民主义。只是这个世界却不是操控在大众的手中，他们不得不遵循资本制度的游戏规则。他们也在挣扎，只是这种挣扎如果没有在社会的结构性层面有所变革，那么最终也是不可期的——也许有些极特殊的幸运儿可以“成功”，而绝大多数终将落入难以翻身的境地。就像作者在阿海读专科的那个郊区大学看到的那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操场极小而窄，有人在冬日篮球场孤单地投篮。擦边球，弹出；再擦边球，又弹出，再一次，滚出界外了……”原本健壮帅气、生气勃勃的文南在上班途中被飞驰的卡车撞伤，从此只能行走歪斜，但是家人却无力打职业灾难官司，在越南驻台湾地区办事处人员的见证下，全权委托台湾地区中介公司处理民事赔偿，匆匆回国安顿，五年后官司打赢，数十万元的赔偿金竟全部被中介拿走，也无力讨回来。

那些关心劳工问题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