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梦启蒙与学习_医疗事故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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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学习

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另外几位具有绝对音感的同学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这项对混合色的爱好，长大后也表现在我对服装的品味上。

我爱月牙白、秋香绿、墨绿、靛蓝、酒红、中国红、灰紫、栗子色、青磁色，还有各种的黑──黑中掺任何颜色都比纯黑悦眼。这项对绘画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当了演员之后便完全中断了（年我又开始探索油画技巧）。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当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名叫陈烟梯──这个名字的意境还真有点费解──他有一对招风耳，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还有两道开阔而深刻的法令纹。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学甚为严谨，口音里带着浓重的日本腔，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纯白皮鞋。他上台指挥时表情严肃，如果有同学声音过大、过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还嘟哝着：“险累哦！”（注：险累：闽南话，意为“赏你一计耳光”。）手里的指挥棒差点没成了打人棒。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

年我们的参赛歌是《老乌鸦》，我独唱其中小乌鸦的那一段。我们在台北中山堂表演的时候，我自认为把小乌鸦唱成了黄莺出谷，陈老师也因此而顺着烟梯步上了青云──我们得了全省冠军。第二年再接再厉，我们勤练高难度的《哈里路亚》，我仍旧担任其中一段的独唱。

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学们建议我服华达丸，结果情况更糟，糟到连《哈里路亚》也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个倒嗓的老乌鸦，陈老师气得七窍生烟，险些没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们得了全省第四名。从此我开始变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全套黄梅调，或者趁着老“立委”们出巡考察时在他们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华。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到目前为止我读过许多人对数学的观感，其中只有《荣格自传》深得我心。他在自传里有段精彩的辩白，所有痛恨数学的人都应该一读为快：

老师说代数是很自然的，应该把它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我却不知道数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是计算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是用字母代表的，而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是可以被听见的。……其中最令我恼怒的是下述的定理：A＝B，B＝C，A＝C。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应该是两码子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A就不能等于B，更甭说与C相等了。若是要成为一个等式，就该说A＝A，B＝B，如果说A等于B，在我看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和骗局。

但荣格的遭遇比我要强得多，至少他还能替自己辩白一番，而且辩得如此高明。我碰到数学完全是转世老僧入了顽空定，脑子里一片虚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个数学智障，真不知有多么忧心了。不论在当年或今日，数学永远是家长及学子们最紧张的科目，于是她特地为我请了一名家教到府恶补。这位家教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让我明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与流水问题的窍门，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还是断电。最后没辙了，他只好把咱们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摆在桌上，一颗颗地排好，为我具象地讲解起来，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问题──鸡兔为什么要同笼？后来母亲又请宋玉表哥找来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补习，情况终于改善了许多，但考起试来我还是无法及格。

数学不及格是要体罚的，我记得五年级的级任导师当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长得有点像阿兰·德龙，许多女生私下都暗恋着他。他的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除了抠痒之外还可以用来体罚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讲台示众，因为数学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长长的指甲在我的头顶像啄木鸟般开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脑浆都晃荡了，可仍然力持镇定，默默地从头数到尾，一共数了一百零一下。回家之后我立刻向爸爸告状，爸爸第二天就到学校向校长抗议，从此这位老师体罚人的次数减少了许多，而我则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数学不及格已经是学生最大的恐惧与梦魇，还要加上体罚的羞辱，成绩更不可能好了。考数学缴白卷的恐慌与窘迫直到二十七岁时都还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标准影迷

看电影一直是母亲和我转移烦恼的快乐时光。从四岁开始她就带着我去看外国片，我们总是从三民路一直走到中正路附近的戏院，看完电影后再坐三轮车回家。她时常买两串莲雾或是一包菱角什么的，母女二人一路走一路吃。她说我小时候没人喜欢带我上戏院，因为片子一开演戏院里一片漆黑，我趁着大人看不清一溜烟就不见了，快散场时才冒出头来，领我去的人吓坏了，以为把个小孩儿给丢了。其实大人不知道我只是去探险一下，看看有没有吸引我的东西，譬如剧照啦，戏院里卖的零食啦，等等。

七岁时妈妈为我买了一辆脚踏车，从那时起我就不常和她看电影了，一来她的方城之战打得紧密，二来我可以骑车自己去看，通常都是下学之后、吃晚饭前的那段时间。

日后我会成为演员，其中的因素之一可能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影迷有关。我搜集了一沓的明星照片，像奥黛丽·赫本、伊丽莎白·泰勒、乔治·查克里斯（GeorgeChakiris）、阿兰·德龙等，但其中最令我着迷的，却是小女孩不可能感兴趣的肖恩·康纳利（SeanConnery）。从第一集的《》开始，我就无法自拔地迷上了他，日后只要有他的电影我一定骑着脚踏车去报到，而且每部都要看三遍以上。其中有部戏是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导演的，由肖恩和蒂皮·赫德林（TippiHedren）主演，取名为《艳贼》。故事里的主角是一名金发碧眼细致得如同天人般的强迫性窃贼，她的母亲则是个仇视男性毫无爱心的妓女。她小时候曾目睹某嫖客伤害到自己的母亲，因此拿铁棍打死了那名水手，以至于长大后产生心理障碍变成了性冷淡。这出探讨变态心理的悬疑剧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一共看了七遍，每遍都像首映一般新鲜。男女主角复杂而缠绵的情感互动我似乎都看懂了。

不但他的影片令我耽溺，连主题曲我也每首都会背。譬如第一集的主题曲描述的是男女主角在岛上相遇的浪漫情景，当时我哪懂得英文歌词的含意，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把它背起来不可，然后逢人就唱，唱得人一头雾水。上高中的彭姊姊听完了还怀疑这首歌的原声带是用牙买加土语唱的。至于为什么会迷上他，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可能是一种直觉，直觉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某些特质。

长大后我再以比较理性的心情重温前几集的《》，仍然觉得他的诠释无人可比，对我而言仍然有股巨大的吸引力──他游刃有余的智力、略带黑色的幽默感、豹子般优美而矫健的身手，还有那股既洒脱又温柔的酷劲，真是令我彻底倾倒。可我长大后交往的男友之中没一个是他这种类型的，我感到非常好奇，于是开始研究起两性关系心理学。

我认识到，我们理想中的异性特质其实是对自己的阳性面向的期许──我期许自己是酷的、游刃有余的、任何危机都能处理的，然而我真实的状态却是脆弱易感的、犹豫不决的、危机来了想要逃跑的，因此我虽然希望碰到，吸引来的却是像父亲一样的孤臣孽子。

我对性能量的探索大约也在这个阶段展开。其实早在四岁时我就发现碰触到陰蒂时会有快感。七岁时有一天我坐在地板上听妈妈讲话，我的手无意识地触摸了一下自己的“圣处”，妈妈发现时的反应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令我十分疑惑和抗拒。性在上一代的眼里是个搬不上台面、无法坦然讨论而又人人有兴趣得紧的事。有一回爸爸在看报纸，我坐在他对面歪着头跟着看。我发现报纸上有包皮、狐臭、花柳病之类的字眼，便好奇地问爸爸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爸爸一脸不悦地说：“小孩子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我的感觉仍然是“为什么不可以”。

既然大人都不肯谈，那我就自己去发现吧！刚好台中那时流行放映《世界夜总会》、《巴黎夜总会》之类的异色电影，我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到清一色全是男性观众的戏院去探个究竟。我记得当时银幕上放映的都是一些平常看不到的画面，譬如隆乳的手术过程，夜总会里的大腿舞，或是某个肌肤粉团、缺少运动的外国脱衣舞娘半遮半掩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最后终于露出了一对下垂的乳房和臀部。当我在看脱衣舞时，我注意到自己竟然有兴奋的反应，转头看了一眼后排的那些老兵和中年男子，脸上也都有一股浑浑噩噩的表情。回到家我赶忙跑去问光夏表哥的太太陈姊姊：“为什么我看到脱衣舞会有满脸通红的兴奋反应？”陈姊姊是个坦然而平和的人，她笑了一笑说道：“因因，你真早熟！”等到我自己有女儿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早熟──小洁生两岁就爱上了《泰坦尼克号》的主角，不过并不是莱昂纳多而是那位英籍女明星。回想一下当时一个人去看异色电影还真是有点冒险，那些一脸浑噩的男人是很可能会对戏院里唯一的小女孩性騷扰的。

人性中的无感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李吃坏了东西晚上起来拉肚子，一共拉了二十几回。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跟我和爸爸抱怨，说他把外面的水泥地都给搞脏了，爸医院，不久他就过世了。他过世后我伤心得如丧考妣，我写了一篇作文悼念他，文字中披露出对母亲的无情的强烈不满。

同一年爸爸到彭伯伯家里打麻将，打到一半时他去上厕所，三十多分钟都没出来，那位戴着千度近视眼镜的杨委员不耐烦了，要我进去看一看。我走进浴室发现爸爸倒在地上，身旁有一大摊血，眼镜掉落在地面，镜片全都碎了。我惊恐地跑出来告诉那些三缺一的委员们：“爸爸吐血了！爸爸吐血了！”

大伙儿赶忙叫救护车，抬了医院，正在慌乱的时候，杨委员的眯眯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瞄了我一下，十分不耐烦地说：“赶紧把他弄走吧！我们还要打牌呢！”我当时听了不禁在心底暗自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脱离这个圈子，而且永远不碰麻将这个鬼东西。老李过世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再也没人为我做饭了，只好到母亲打牌的高家，坐在牌桌底下等饭吃。晚上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里，总要等到十一二点母亲打完牌后再一道回家睡觉。

小学毕业后参加初中联考，因为数理成绩太差一个学校也没考上。爸爸只好带我到台北，动用了所有关系，希望能帮我挤进一所私立中学。没想到卫理女中招考时的数学题目我竟然都能解答，其他科目也都答得不错，故而顺利进入了这所以生活教育著称的基督教住宿女校。

选自《死亡与童女之舞：胡因梦自传》（胡因梦著，圆神出版社，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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