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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现代文学早期女作家梅娘在伪满时期的短篇小说集《第二代》，从梅娘文学风格的写实主义转向，挖掘其对殖民地底层人民的强烈关怀及鲜明尖锐的性别意识。透过精密的文本分析，本文认为，早在通俗小说市场喊出“南玲北梅”这一称号前，梅娘已靠这部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伪满文坛树立威望，并积极实践她提笔为文的社会责任。透过探讨这部单行本小说的风格特色和书写策略，本文试图在通俗市场外，以不同切入角度呈现梅娘这个全方位作家文学表现上的多样性，并恢复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梅娘；孙嘉瑞；女性文学；伪满洲国
一、导言
在文学史上销声匿迹多年后，“梅娘”这个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现代文坛的女作家，重新在九十年代回到现代文学史的脉络。这位夙慧的东北才女，在十六岁时便以单行本《小姐集》初试啼声；年又以风格完全转变的短篇小说集《第二代》震撼了彼时的伪满文坛。在此之后，文学重心转往华北地区发展的梅娘，更以《蚌》《蟹》《鱼》等一系列女性视角的中长篇小说，细腻地抒写了封建大家族的恩怨和女性的情爱婚姻，扬名于四十年代已然成形的大东亚华文读书市场。在她以华北作家代表身份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梅娘的文学地位又得到进一步确认。此时她的创作影响，更是遍布到日本、伪满和整个华北文坛，使其成为彼时女作家中声势如日中天的佼佼者。
然而，早在梅娘名扬整个大东亚华文圈前，她在彼时东北文坛已是相当重要的创作主力。在年，萧红为了避祸而远行上海后，年轻的梅娘，可说是东北女作家继往开来的重要指标，和几乎同期的伪满女作家吴瑛共同负担起继承东北女性文学传统的重责大任。比起据说风格清丽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小姐集》，她在年集结出版的《第二代》，更加展现出梅娘作为一个全方位作家的企图心，得到当时文坛的好评和赞许。
在年的一篇短文中，年方二十的梅娘，在探索近代文学思潮的兴衰起伏后归结出文学最核心的价值：“政治与文化底本身，自然就免不了有生发与扬弃，在它生发与扬弃的过程中，我们想要抓住它，认识它底真正的价值，那就只有看一看它底存在有没有恒久性，所说的恒久性，就是说它是不是能恒久地属于大众。”也许意识到只有属于大众的作品才能恒久，梅娘《第二代》中的创作实践，从语言操作到关怀阶层，无一不突破了《小姐集》的自我观照而向大众靠拢。她走出了书斋与绣房，主动放弃了大小姐的阶级身份，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书写关怀着伪满的底层人民样态，以”大众”回应着自己对于文学恒久性的要求，实现了她提笔为文的社会责任。
这种风格大转变的女性底层书写，得到当时文坛的认可。梁山丁曾撰文评价：“《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著作者小儿女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而吴瑛也认为梅娘在《第二代》这本小说集中：“视野展开于穷窘枯干底现代人的生活，实为标志了满洲近代文学底两阶段的姿态，她从极度情感的汹涌而步入现实，从华丽的笔路走到泼刺的白描。”
作为刻画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梅娘《第二代》被文坛托以重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文学之在满洲文学存在的地位”，而一个愿意改变创作风格、从温室中的华美路线转变到现实批判路线的女作家，也被视作“进步”“进化”的标志而被高度赞扬。早在“南玲北梅”的称号扬名大东亚华文读书市场之前，年轻的女作家梅娘，已靠这部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集在伪满洲国文坛打下江山，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基业。本文探讨这部单行本小说中的风格特色和书写策略，试图在通俗市场外，从不同切入角度，来恢复梅娘这个全方位女作家文学表现上的多样性。
在《第二代》这个单行本中，有两项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特色，一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的底层书写；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状态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南玲北梅
二、儿童视角的底层书
以现今的分级标准来看，梅娘书写的“儿童”题材作品，内容是非常“儿童不宜”的。在“宜”与“不宜”的夹缝中，其实正突显了“儿童”这个概念的不确定和流动。在大东亚体制前期的伪满洲国，官方概念中的“儿童”，往往是个被强行建构的现代文明所输入的新概念──被科学的育儿法养成、重视卫生和健康、到学校去受分龄国民教育以便成为储备国民的未成年人。这些对于孩童的陈述对现今的我们并不陌生，但在彼时，却可能是被新建构出来的陌生想法。
前近代的儿童世界，往往是由年龄大些的孩子在负责照顾小的孩子。这种混龄情形，往往发展出一个孩子的自治社会：既弱肉强食又相互帮助，摹拟或是照搬着成人世界的价值体系。要有这种理解，才能解释梅娘笔下“儿童”世界所呈现的粗鄙和残酷。向来在严苛环境下，前近代的儿童们不是安琪儿，而是必须要世故的“拟成年人”。
从另一角度来说，“女作家写儿童题材”这个看来再温馨不过的安全选项，若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其实可能含有更多反叛性。如果孩童世界向来是成人的缩小模型，而不是成人世界的内心颠倒，在书写“暗的文学”会遭制当时的文艺统制打压之时，表面上书写孩童成群结队闹着玩、无伤大雅的调笑和游戏，其实都是一种包藏祸心的政治姿态。在这种心理准备下，展读梅娘笔下无情又残酷的“儿童天地”，可能会有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正如这本单行本的书名，梅娘在《第二代》这部小说集中，有很多篇幅都是以儿童为主要的刻画对象。《第二代》这篇文本，是她书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小说。作为残酷的儿童书写，这篇文本特意采取弱势者视角，把大杂院中底层人民挣扎于生存边缘的种种，透过粗鄙的口吻歪曲隐微地呈现出来。
《第二代》的登场人物极多，基本上以分租大杂院这种空间形式作为小说建构经纬，而不以时间性的情节叙述取胜。除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丫头，花），家中还有生病的爸爸、妈妈、年幼的小锁柱和二姐(小铃)；大杂院中分租的底层人民，尚有对门寡妇王大娘和其独子小三子；小贵家(家中有为了车税而苦恼万分的马车夫爸爸和贵妈)；小爽一家子(父母是逼不得已卖妻的爹和被人叫做烂桃的娘)；玉姐一家子(家人是卖包子的爹和缠脚的娘)；小铁一家子(其父张大叔是没生意做的剃头匠及其母张大婶)；还有打光棍的单身汉李坏蛋等人。这些以大杂院中各家的“第二代”为主的叙述主轴，已打破了家户长式的认知方式，而横向地重新组合起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型社会。在这个底层孩童所构成的人际网络中，并不缺集团内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情节，但也有相互扶持、有福同享、共度难关的底层互助机制。这些穷到交不出房钱的分租邻居，面对麻木不仁只爱钱的房东，总有一套底层社会的应对策略：先是避不见面，再就是插科打诨，真被逮住了，或是干脆耍起无赖。这些看来理不直气更盛的话语，正是边缘弱势者的策略性应用。《第二代》之所以能有这种底层的视角，也许可以说与梅娘年幼时的旅行经验有关。
梅娘特殊的童年经历，让这位出身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有机会和她所属阶层以外的人群们产生接触。根据梅娘自述，九一八事变后，她的实业家父亲孙志远为了逃避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的任职，带着全家人在关内四处游历。在大连避暑的夏天，梅娘这么写着：
……大连却总是裹着最绚丽的色彩在我的记忆中出现。小朋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认识了另外一种简陋贫穷但生机盎然的人生。小朋友都会说不同程度的日本话，用他们自己的体会来说，你不会说几句小鬼子话，就休想顺利地通过各种检查站的哨位。这是清政府把大连画给沙俄，又由沙俄把大连拱手让给日本人后加在大连同胞头上的土枷，受制的中国人便想出各种招数来求得生存。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一套和日本人周旋的巧办法。我第一次从心底理解了被统治时那种难耐的处境。
早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大连所在的“关东州”便是日本的租借地。当少女梅娘随同家人逃避伪满洲国这个新兴傀儡国家之前，这块土地已更早地承受着殖民地的种种苦难，而她所认识的小玩伴们，在接待这位随着家人旅行的千金小姐的同时，也向她展演了殖民地特殊的底层生存策略，给了梅娘深刻的印象。
在压迫的权力结构之中，装疯卖傻的生存之道，往往是弱者唯一的武器。人类学者James.C.Scott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反抗政治时发现：这些处于底层的农民往往是透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意顺从、偷盗、装疯卖傻、暗中破坏等难登台面的方式，与压迫榨取他们的殖民阶层进行着持续斗争。“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根据梅娘日后的自述，少女时期她在关东州的小友伴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生机盎然但又粗鄙低俗的周旋招数，而她在《第二代》中所书写的底层人群，采用的正是类似的抵抗方式。比如对于冷血房东，梅娘先书写了大宅院中的孩童们如何透过取绰号、编歌调笑来宣泄他们的怨愤。当房东找上小局子中的胖甲长出头代理，这位权力执行者忙得气喘吁吁却只逮住一个欠钱房客的小孩。当他郑重宣布“你们家该交两毛”时，这孩子却厚颜无赖地回嘴：“行，我欠你两根XX毛，等明个我这长长了给你送去呀！”“‘你他妈的这个小野种！’老胖子追过来冲小铁举起大肉手。小铁跑了。……大伙哄地笑起来，胖子立时急眼了”。
在合作无间的嘲弄和通风报信间，梅娘书写这群无赖野种，如何一次次地击退房钱的催逼。透过这些孩童们粗鄙的调笑和应对策略，梅娘的“儿童书写”，其实揭露出一个成人底层用来应对世界的价值体系。这些大宅院里的“第二代”们，得过且过、装疯卖傻地漫游在大都市的边缘。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道穿梭，找寻任何维持生活的方法。比如在热到滴油的天气里，这群“穷种”们发现摩天大楼下的风口是乘凉的好地方，于是一边纳凉一边抬头对着这个凭空拔起的都市建筑品头论足：“‘你看云彩在楼半截腰那呢！’‘老天爷准得住这楼顶上！’‘我妈说大楼里住的竟是阔的（注：富人之意）’‘阔的就是老天爷呀！’‘呸！老天爷在我们家灶火上啦！’”在孩童这种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调笑中，梅娘呈现了底层的观看视角，呈现出伪满洲国新兴大都市“贫与富”“传统与现代”无法缝合的巨大断裂。
关于都市中不同阶层的尖锐交锋，梅娘《在雨的冲激中》有更鲜明的表现。同样是藉由孩童，梅娘先是书写了滂沱大雨中一群小乞儿如何成群结队地在都市的街道上行乞，冒雨在垃圾堆中翻破烂讨生活。接着他们遇上优雅地打着伞、穿着胶皮高靴步行归来的一对中产小兄妹并爆发短暂的口角冲突；占了上风的小兄妹一转头，却又被穿皮鞋坐汽车的三个富家少爷用汽车的泥水溅了一身。面对盛气凌人娇贵的少爷们，中产小兄妹刚才辱骂底层时趾高气昂的气焰马上消失无踪，反而被小乞儿们恶狠狠地嘲笑。
透过都市街道上三批不同阶层人马的短兵相接，梅娘刻画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弱肉强食的食物链。这个拟成人的世界，信奉的是经济决定论。家庭的出身主宰了说话的音量。受了三位富家少爷怨气的中产小哥，向妹妹许下的结论是“等将来我长大了，非买一个比他们这辆还大的汽车不可；溅那三个小子一身，连脖颈里都叫他们溅上大泥饼。还有──还有，非得把那群穷种叫汽车从他们身上轧过去。”
梅娘笔下第二代的儿童世界，便如此充满着复制成人权力阶序的暴力想象，而作为具体而微的世界缩影，“性”与“情欲”，也从来没在儿童的周遭世界中缺席过。梅娘在《傍晚的喜剧》中，刻画了在浆洗房当小伙计的小六子所见的赤裸裸的情欲世界──做错事时，小六子得靠老板娘宠幸的小白脸师哥帮忙说项，才躲得过凶悍泼辣的打骂，而他出门去看到的，也是放着正经事不干的大掌柜，在大街上和遇到的妓女拉扯调情的香艳画面。
对这种“儿童”书写，山丁曾有这样的评价：“梅娘的笔是优于处理孩子们的题材的，《第二代》正表现了她作家上的跃进。倘使真的能使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那些不大关心儿童教育的绅士太太们读到这册集子的话，我相信，他们能得着的是现实批判的精神。”
尽管是“儿童书写”，山丁把梅娘这些书写儿童的作品，当作现实批判的工具，所以是一种贴近大众低层的创作，“每一篇都是‘读来使人生出仿佛看见浮雕一般的实感’（这是某杂志给她的评语）每一篇都是抺着浓厚的色与香的人生画图。”的确，尽管采取“儿童视角”，抹着浓厚的色与香的原始版《傍晚的喜剧》，主题其实是街市上、店铺中，活色生香、四处流淌的情欲和性。
除了善用粗鄙的儿童视角来刻画底层，梅娘笔下也出现过天真无邪的小女童。她们往往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跳脱局内人的价值观来重新定义这个世界。梅娘的《迷茫》正是以小女孩的局外人视角，来呈现成人世界的性欲纠葛。这篇小说开篇就是以七岁小女孩英的视野，写一个家庭女性逼不得已周旋在三个男人间的故事。清晨被狂暴捶门的巨响惊醒后，英惊讶地发现衣衫不整的母亲惊慌从院中进屋，然后，一个颤动的黑影翻过板墙而去。没多久，供养着这家人生活的相好李大爷怒气冲冲进来巡视。在一无所获后，李大爷只得悻悻而去，而一头雾水的英，在姨娘的编派命令下，也被迫接受强记一套敷衍父权男性的不同说辞。然而，辛苦记下的这套说辞还来不及用上，姨娘带着英回到家后，就发现家里出了事。清晨翻墙出去的年轻小伙子和出钱养这家子的相好李大爷狭路相逢大打出手，于是英妈也一并被警察带走了。在小说的结尾处，无助地坐在门口等到打盹的英，终于等到了散尽千金回来要钱的赌徒生父：
“‘你妈呢？’爸抱起来英。
‘爸！我睡着了不知道，娘叫我听话’英软软地伏在爸肩上缀泣起来。”
透过英这个无助软弱的幼女形象，梅娘成功地塑造了英的母亲的生存困境。同样的书写策略，也出现在梅娘《蓓蓓》这篇小说。不解人事的小女孩蓓蓓，从睡醒开始就感受到的一连串惊奇。从大清晨就被唤醒开始，蓓蓓发现院子里锣鼓喧天。平日素颜的母亲早已严妆以待，而她也被母亲大费周章用心妆扮：“今个是姨父生日，客人可是多，你不许上这那乱跑去，叫人家笑话，跟妈在屋里，乖乖的吃饭的时候再出去，你若不听我话，晚上那顿打可是免不了，我先告诉你。”
然而终究还受不了诱惑偷跑去院中玩的蓓蓓，和这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们起了肢体冲突。就连佣人也落井下石，最后闹得大太太登屋讨公道，母亲受尽污辱陪笑脸道歉才完事。在一顿早先预告过的暴打成真后，母亲凄切地对蓓蓓自白：“咱们命苦，跟着别人吃饭，啥气也得受，怎能打人家呢？还亏是姨姨得脸，不然我们早就被赶出去，要饭都没地方……”至此，读者才知道梅娘透过蓓蓓这个幼童视角要呈现的，是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混口饭吃的悲哀。
藉由这些故作天真的童女视角，梅娘着力呈现的不只是天真无知的小女孩本身所遭受的生存困境，而是从局外人的角度，隐微地折射出成年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性压迫。从“前近代”到“现代”，“儿童”特质被重新植入了“天真”“无知”“纯洁”“善良”等特质。这些特质正好可以很方便地被拿来运用作为书写的利器。在大东亚体制的高压文艺统制下，女作家笔下看似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往往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跳脱局内人的价值观，从另一种价值观来重新定义这个世界。透过被国家机器所重视的纯洁“儿童”这个新的弱势身分，梅娘找到了意义的缝隙，开拓了重新赋权的论述空间。
三、殖民地女性的性困境
通过不解人事的女童视角，梅娘呈现了成年女性在父权环境中承受的性压迫。在彼时封建大家庭和核心小家庭的夹缝中，《第二代》成书时的伪满洲国女性，在价值观上面临了巨大的断裂。梅娘的《时代姑娘》，是从华二小姐清晨被恶梦惊醒说起。华二小姐和姐姐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同时也承受着传统封建家庭中必定存在的女儿待字闰中、年华老去的压力。负责核算账目的的她，面对同事热情的书信追求暗暗动心，可是出于俱为受薪阶级的经济考量，又对照着前几天媒婆刘大娘来家夸口的豪奢场面，华二小姐宁可选择传统封建婚姻中的媒妁之言：
这样深情的动人的字句摆在华小姐面前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读了后总是咬着嘴唇去压抑心中奔腾起来的青春的热力。目前华小姐实在分辨不出自己对这位同事的热情的青年究竟为着一种怎样的情绪。说爱，是有，但这爱决敌不过长期困在封建家庭中的懦弱（？）的素质。
想到家，就立刻想到爸，连下班晚回来一会都得盘问的爸，若知道女儿正在和一个男人写信的话，那比要他五十垧地还利害；即或不能打死也得立刻给撵出去。撵?离开这样舒适的家，即或有爱，华小姐知道，若让自己整天去处理柴米油盐，要作件衣服或买顶帽子都得预先核计的两人的简单生活是么样也过不来的，而且还得触怒了爸。就这样在“爸”底权威下，华忍受青春的苦闷，忍受着甚于一切的青春的苦闷。
相对于把女人作为姻亲社交网络关系交易筹码的封建婚制，这种以受薪阶级的两人为主的核心家庭模式，意味着她会失去旧时封建家庭的经济依恃，会失去做大小姐或少奶奶的一切派头。最后她还是决定固守父权家庭体制对女儿贞节与规矩的要求，咬牙拒绝杨的痴心，打算进入父亲不顾自尊想要攀附的李家的豪华生活，梦想”一件时代的高贵的衣服，一顶西洋风的帽子，一双珠络的鞋，一个最新流线型的汽车，一个风流飘洒的丈夫——”
虽然放弃新式文明恋爱的动心感受，可吊诡的是，她透过矮小化和客体化自我所幻想进入的旧式买办婚姻，所企想得到的，却是最奢华先进的物质文明生活。可惜这场灿烂的幻梦，最后因对方高傲地嫌弃而告吹。在她拒绝求爱回家后，两位华小姐从父母的嘟哝中偷听到她们难堪的被“退货”的命运：（爸向妈抱怨）“不要拉倒，咱们也不是姑娘臭到家没人要啦，嘿！什么大的又大啦，小的又不算小的话”“就凭咱们这样的人家还说是，不是门当户对，叫他找去吧！”两头落空的华小姐，最后只能“悔恨和委曲缠上来，离开镜子底脸无力地垂下去。猛然华小姐像受了创的野兽一样，身子突地仆在床上用手帕握了鼻子，伤心地缀泣起来。”通过梅娘所举出的两种出路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在伪满洲国为暴力介入的殖民现代性之下，女性在“精神上的现代”和”物质上的现代”所必需面对的落差。
一篇相似题材的小说是梅娘的小说《落雁》。出身保守乡下的女学生李雁，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被教育厅派到某小学教书。新的世界让她走出乡村投身素有神圣之名的教育事业，并且能寄钱养活衰弱的老母亲，可在日复一日吃不尽的粉笔末中，她的内心却感到对于异性的需求和空虚寂寞。
事情是从教育科长新派来赴任的年青男教员张先生开始的。一星期前一张“李先生，请把你底红笔借给我。张”的纸条，就让这位老实、粗笨而“有着中世纪拘谨”的李雁心头小鹿乱撞。她觉得对方向她做出了求爱暗示，所以躲在房中又哭又笑，做尽恋爱中的人所有能做的疯颠傻事。“雁觉得身里有一点什么东西活过来了，那是被羞涩锁闭了二十七年的，不，那是被残余在社会上的一点封建遗毒压下去的，可珍贵却又胆胠的处女底热情。”
对于初恋少女在恋爱中莫名其妙的怀春心境，梅娘描写得非常入神。李雁一方面疑神疑鬼地害怕同事窥破她的秘密心事，一方面又盘算着圈子中有没有足以竞争的单身女性。在此梅娘直陈女性对于己身外貌自卑的天人交战。当李雁揽镜自照，对自己庞然臃肿的粗腰身不满意、欣羡起小辣椒妹妹的风骚水蛇腰时，这个知识女性马上回过神来严厉地提醒自己：“不！这卑鄙的思想，恋爱原不是非要腰细不可，雁自己捶起头来，恋爱是神圣的，是精神最高点的结合，只要心好，心能纯洁就行，像小辣椒妹妹那样一下子就靠在男人怀里，那简直跟妓女一样，真给女性丢脸。”
在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李雁的观念中，恋爱“应该”要是神圣的精神层面的结合。可惜这种理念是新时代的产物，是否经得起男方身体力行的检验还是个未定数。当她因爱慕的人最终选择和风骚小辣椒共度星期天而跑到后山哭泣时，李雁不巧遇见酒醉归来的昏懦教员。被酒店老板娘撩得满身欲火的这位教员趁醉进犯。在奋力打斗抗拒的过程中，李雁却感到了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强烈而茫然的快愉”“血流中却增加一种甜蜜的流质，这流质通过了全身，全身充蕴着高度的快感”，于是，在神智昏沉中，李雁就这么被按在柳树丛强奸了。
事情闹开之后，这位强奸案的受害者，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询问。恍恍惚惚还没回神的李雁，在极短时间内就得到临时开会所讨论出来的处置方式，而她最终得到的“公道”，却是这样直接贴在公告栏的揭示牌：
兹因三年级级任李雁行为浪漫有伤风化即日令其去职遗缺由何芳林暂时代理。
又四年级级任王森中酒失慎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以资惩戒此示。
XX县立第一小学校校长XXX
在梅娘的安排里，拘谨自持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李雁，就在这么唯一一次春心荡漾中不幸中箭落马，拱手让出妖娆小辣椒妹妹用身体向校长暗盘交易来的教职职缺，成了黑暗教育环境中走后门的牺牲者。她不但在新世界中失去了经济支柱和心中初萌发的恋情，也同时失去了旧社会“好女人”的必备资质——名节和贞操。“落雁”这个题名，既暗示了女主角李雁的中箭落马，也回应了传统“沉鱼落雁”这个成语中女人的美貌能够凌驾一切的、无法松动的价值观。在这个残酷的故事里，梅娘笔端无不透露着对于李雁的深刻同情，也敏锐地触及到女性的性欲问题。
而《第二代》中的《追》，是另一篇沉痛的、书写女性的小说。家道中落的少女桂花，在挥金如土的父亲死后，为了供应母亲和哥哥烧烟的巨大开销，只得到烟馆中伺侯大爷们烧烟兼卖身。在一个眼看着要过个穷年的除夕，桂花好不容易攀上个出手大方的贵客。他答应在过年来桂花家住上几天。正当她兴高采烈地在家准备打扫接待时，烟馆无赖趁机蹭进来占便宜歪缠，一时没给好脸色的桂花，得到了一顿羞辱和暴打：“‘我X你妈的！吃了两天饱饭又忘了大爷了，别不识抬举，今儿来是大爷一乐敢跟我顶，说叫你挨饿你可就没饭吃，你再来来，明天就叫你往庇股眼上按烟泡去’……‘妈的！小骚婊子还跟我较劲哪，大爷一句话连卖X都叫你摸不着人！’”
透过粗鄙恶毒语言的重现，梅娘生动地塑造了让女性羞愤惊恐但又无能为力的残酷情境。“泪在桂花底脸上流了河。适才的愤怒被恐惧压下去。”但只要一想到“妈犯瘾时痛澈心肺的呻吟”，桂花马上就明白：烟馆是不能不去，而想要再去烟馆挣钱，就不能再惹他发火。为了生计，为了尽对母亲的孝道，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只好忍受着屈辱，在母亲的软言劝诱之下伺候这个恶心的家伙。吃干抹净、满足过后的无赖终于肯拿了钱离开。但在过完年去零卖所上工时，桂花才发现她除夕夜的“招待不周”所引发的后续报复──她被烟馆赶出来了，外带一顿奚落和羞辱。当被暴打得昏过去、像具尸体一样被丢在后巷的桂花苏醒后，她所面对的，是自己衣衫不整浑身伤痕，饿到发昏同时烟瘾来犯的绝境：“她现在简直没有思想，刚才的愤怒已经消失在寒风中，现在她只要本能地要吃要抽烟，但她什么时候能捱出这黑暗的巷子去呢？路是这样的崎岖，而且她是软弱得几乎不能举步。”小说结尾的桂花好不容易出走巷口，却看到无赖正拐骗到的年轻少女新货，进入这个方才把她轰出来的烟馆。
“性产业”在伪满洲国建立以前的东北移民社会中本来就存在，而在时由关东军统治的半殖民社会中，娼妓业更和鸦片专卖业一起被政府列为可公然登记营业的行业，是殖民主为了控制社会秩序而推行的手段。发达的妓业，引发大量女子人身买卖等社会问题，尽管伪满洲国民政部社会科曾经成立“满洲国妇女教化团”，试着救济保护这些烟馆私娼，但成效非常有限。日后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中，梅娘曾记载这么一件事：在喜气洋洋的过年，父亲派她向来拜年的花界姑娘分发压岁喜钱。“姑娘们莺声燕语地致谢，又一次姗姗下拜时，那分娇柔、那分娴雅、那分显示了青春魄力的身姿，我以为是客厅里那幅工笔的洛神图变真了。我丝毫没有贱视这群如花似玉的女人们的感情，她们是太好看了。娘骂她们贱，不知贱在哪里。……也许，正是从孩提时感到的那种神人交错的恍惚情思，种下了我笔下为女人呐喊的基因吧！”
出于对于花界姑娘美丽和不幸的深切同情，梅娘种下了为女人呐喊的基因。这种对于性别压迫的敏感和抗拒的姿态，是从萧红以降东北女作家们所特有的人道关怀。在这篇小说中，梅娘清醒地看见女人的身体被当作权力争夺和利益交换的场域，甚至于更尖锐地直指家庭为压迫的核心，同时又把这种呐喊与反省镶进伪满洲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采用专卖制度和吸食证规定，而烧烟馆的零卖商多半罗致烟妓以招徕生意。以同情的笔调，梅娘呈现了这个烟妓在身体上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事实上向来被认知成女性庇护所的“家庭”，其实也正是让桂花沦落至此的主因。家道中落后，为了供应鸦片瘾的娘和吗啡瘾的哥哥，“一家人的衣食住便放在少女的青春上”。桂花鲜嫩的肉体成了家庭牺牲品，带着她走向了绝望的道路。
正如同王德威所言：“梅娘无视‘国’难，而专注在当时任何政治环境中都可能面临的‘女’难，不能不是说一种清贞决绝的女性主义姿态。女性的福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但女性的命运并不就此必须得同于国家命运。”梅娘对于女性苦难的敏感，对于家庭中不平等性别阶序的愤怒，让她很早就立志要“为女人呐喊”，知道自己“不能走我娘我大姐那生活中锦衣玉食、精神上备受凌辱的老路”。她从日本回伪满洲国后，在长春的《大同报》主编妇女版副刊。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中，她写道：“就让我用给我的这点点自由，尽量说说妇女的苦难吧！我要为我的小姑姑、为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妇女呐喊：为什么我们连接受赠予都要受到阻碍，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选择要走的路？”
从《时代姑娘》《落雁》《追》这几篇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梅娘这种以书写为女性伸张正义的用心，而在书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时，女作家特有的敏锐，也让梅娘能更清楚地看见底层的性压迫。《追》这篇小说刻画了少女身体如何在中落的家庭中起到养家活口的作用，刻画了烧烟姑娘所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和性剥削；在《花柳病患者》这篇小说中，梅娘描写了穷困而老实的单身老瓦匠如何因宿娼而染上性病，情况严重医院公开受治疗和嘲弄；而在《六月的夜风》中，梅娘刻画了没钱讨媳妇的打铁匠，暗地里向村里的风骚小寡妇献殷勤，暗通款曲以解决性欲问题的故事，但最后这种变调的性交易却擦枪走火：在发现小寡妇还有其他情夫后，争风吃醋的打铁匠演变成失控的杀人犯。
在伪满洲国的社会底层，梅娘看到许多人仍不具备传统观念中“成家”“娶媳妇”的物质条件，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管道来排解性欲问题。她将这些社会问题在小说中呈现出来。身为一个年轻女作家，她完全不避讳书写这些婚姻体制之外的“性”，也能够从底层语言上贴近呈现庶民的思想样貌，从她所刻画的殖民地儿童书写、到封建家庭女性苦难、再到底层人民的性欲困境，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代》这本小说中，梅娘展示了她走出个人主义色彩、面对全体群众的企图心。这一年，她不过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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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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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年在长春所刊行的《第二代》中，无论是东北底层方言的纯熟运用，书写策略的迂回跌宕，还是关怀阶级对象的全方位，都展现出年轻女作家梅娘作为一个严肃创作者的思想高度。尽管在大东亚华文读书市场成形后，让她大受欢迎且名满天下的作品较偏向消散取向的通俗言情路线，可是梅娘并非仅能书写封建大家族各户间的恩怨与小儿女的情思。这样全方位的展示，早在单行本《第二代》中便可以看出端倪。
尽管梅娘创作的文路多变、书写风格可软可硬，但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女作家，在建国没多久就面临严酷的政治整肃。伪满时期台面上与日本的亲善关系，留日的求学经历，富商巨贾的资产阶级出身，以及二战结束后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居住的过往，凡此种种，都造成梅娘日后有口难言的连串灾难。雪上加霜的是，留日时相识相恋的丈夫柳龙光，虽然已在年不幸死于台湾海峡上的船难，但关于柳龙光的蜚短流长却没有间断。梅娘在百口莫辩之余，对这一切指控也只能承受。
这些不配合的物质外在条件，让梅娘不得不中断创作，在乱世中以低调与谦卑换求平安活命的机会。终于在四十几年后，梅娘当年受欢迎的小说集《鱼》被通知要原版重印，而她所属的单位已经没有人知道梅娘是谁。为了配合出版，梅娘打破了多年的沉默，如此娓娓自述道：
我曲折的政治经历，使我谈《鱼》色变。《鱼》带给我的苦难，一言难尽。一九五二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重重地挨了一记。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清查汉奸，又重重挨了一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鱼》上升为颓靡的黄色小说，印证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我成了货真价实的右派。按照右派分子的一级处理条款，我被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驱赶到正常生活以外去了。
在经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苦难后，为求保命的梅娘，最后只得亲手把她的创作藏书一把火烧了，“我和文学的缘分到此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绣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一九七二年以后，无休无止的外调没有了，也不开斗争会了。我生活在我那绚丽的丝线之中；生活在张姐、李姐的家长里短之中。往昔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记忆中那些有着光彩的事件逐渐暗淡下来，有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甚么《第二代》、甚么《鱼》，我连有哪些内容也记不清了。”
这种肃杀环境让梅娘噤声并亲手毁掉她的文学生命足迹。这造成了梅娘小说文本的大量迭失，她的第一部单行本《小姐集》失传至今，连梅娘本人都未曾再见。在90年代后，文坛对梅娘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