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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是每个人都不愿意遇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当医疗事故发生时，受害者和家属往往会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来为医疗事故买单？今天，医院责任分担的秘密。

年10月9日，原告因双下肢医院住院治疗，年10月12日和13日，被告为原告进行了右下肢动脉闭塞置管溶栓手术和右下肢动脉腔内成形术，该两个手术均为特殊手术，但被告未顾及原告年龄、病史使用药物预防伤口感染。术后，原告伤口疼痛难忍，告知医务人员后未引起其重视。年10月19日，在伤口出现包块、渗血未愈合情况下，医方不仅未及时进行体格检查，被告的医务人员还让原告出院，又未告知并提示原告出院存在术后感染风险，也没有明确告知原告护理要点，导致原告出院五日后，伤口仍未好转。

年10月25日，原告第二次来到被告处就医。经急诊科检查为伤口感染，当晚遂至被告外科进行了手术治疗。术中，医务人员发现前述手术的伤口处动脉血管坏死，便切断了血管并将血管两头扎死。术后患者左下肢疼痛难忍，当即向医务人员反映。问诊后医务人员判断为皮肤问题无大碍。几日后，原告腿部皮肤大面积发紫并开始发凉，医生未引起重视直到脚部完全坏死，后转入icu抢救百余天。因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未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导致原告左腿膝盖及以下部位截肢，侵害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

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过错医疗行为与原告的左大腿中下段以远缺失存在因果关系，为同等原因，评定为六级伤残。

本只是个普通的小手术，由于被告一系列错误的医疗行为，同时没有尽到医方的合理告知义务，导致原告花费了30余万元的巨额医疗费并造成了肢体严重残疾，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

由医院承担55%的赔偿责任。

被告对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了上诉。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应当依法改判。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医院对唐某的损伤承担同等责任，医院因不想浪费司法资源，故对该本来认定医院过错程度偏高的鉴定结论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时，在同等责任情况下加重医院的赔偿比例，属于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医院的赔偿比例最多不应该超过50%，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二、一审法院在认定唐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时,未考虑责任比例问题，依法应当予以调整。唐某因此次事故导致六级伤残，医院承担同等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在认定唐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单列项直接认定为元。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侵权行为的情节、手段、方式，事件的影响范围以及侵权一方的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根据湖南省法院一般的司法实践，一个伤残等级认定为元，结合医院的过错程度，该项损失最多不应超过元。一审法院不考虑被上诉人的自身因素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认定该项损失，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一、医院就唐某的损失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医院主张鉴定意见认定其就唐某的损伤承担同等责任，故其责任比例不应超过50%。

二、唐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

根据年1月1日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4.3条规定：“伤病关系处理当损伤与原有伤、病共存时，应分析损伤与残疾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损伤在残疾后果中的作用力大小确定因果关系的不同形式，可依次分别表述为：完全作用、主要作用、同等作用、次要作用、轻微作用、没有作用”。该规定虽未对参与度做出明确规定，对损伤与残疾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大致区分。最高院制定的《损伤参与度评定标准》草案，曾将事故参与度划分为五级：（3）既有损伤又有疾病，两者单独存在都不能造成目前的后果，或者在造成目前的后果的作用上同等重要，难分主次，则损伤与目前后果之间系界限型因果关系，为40-60%。该草案虽未施行，但对司法鉴定机构和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一审法院结合相关司法判例、医疗过错参与度系数以及审判实践中遵循的“就高不就低”原则和最大限度补偿患者的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55%的赔偿责任，合法有据。

被上诉人被评定为六级伤残，按伤残十个等级最高额为元对照赔付，六级伤残对应的金额为0元。一审法院参考上诉人的过错参与度及原因力大小，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元并无不妥。

法院认为：

虽涉案鉴定意见认定医院的医疗行为系造成唐某涉案损害的同等原因，但结合医院在唐某诊疗过程中存在的相关过错，过错程度及其过错行为对唐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医院就唐某的损害承担55%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并无不当。唐某的伤情经鉴定构成六级伤残，参照《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一审法院医院赔偿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元，符合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标准及司法实践，并无不当。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